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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贼王张子强是什么样的人?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张子强的父亲是两手空空随着当时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后既没钱，也无一技之长，为了全家糊口，凭着在家乡对中草药的一点知识，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维持生计。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B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

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张子强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张子强至都说，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感情。

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B社会，并成为小头目，人称“一哥”。他12岁就开始进Pol.ice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成年以后的张子强，尽管已结婚、成家、生子，但并没有“金盆洗手”，在抢劫劳力士得手后，他又开始了新的阴谋。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劳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后，香港某银行要调配一部分现金到美国。由香港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运送这批现金到启德机场，然后空运到美国，其中有美金1700万，港币3500万，总值约港币1.7亿元。

卫安护卫公司的装甲解款车开进启德机场的仓库区，车子在货运行政楼前停下。其中一名押运员下车走进行政楼办手续，另外三名手持的押运员两人站在车头，一人坐在车厢里，担任警戒。

此时仿佛劳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装甲解款车前突然又出现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没有戴，没有戴面罩的这个人就是张子强。张子强持手枪冲在前，领着两名匪徒首先将车头的两名押运员用手枪逼进车厢内，其他的匪徒冲进车厢内，用手枪顶住了里面的押运员。 三名押运员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进了驾驶室，解款车像脱缰的野马疾驰而去。

其香港两位富商李泽巨（李嘉城的大儿子）和郭炳湘 张子强单枪匹马闯进李家，张口就要二十亿，李嘉诚正在吃早餐，客客气气地请他坐下，然后说二十亿不可能一下子之间就调得出来，他需要时间筹钱。张子强当时身上捆绑了很多de-tona-tor，并要求不准报警，而且要准备现金，并且备车让他安全离开。后来李嘉诚说只能给十亿现金，花了三个多小时用编织袋装了N袋现金给张子强装到车上，并且李嘉诚真的没报警，让张子强成功劫走十亿港币，也是迄今为止香港劫案最高勒索金额。

1998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案公开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张子强等5人刑。

号称“大富豪”的张子强犯罪集团几年里横行于香港和内地，抢劫，走私武器，运输爆炸物，令香港一班豪极人物对其亦规避再三。1998年1月10日京穗港三地警方秘密开会，1月26日在汕尾拿下张子强及同伙。8月26日，香港警方突袭张子强在港住处和亲属住所，逮捕了15名涉嫌为张子强洗钱的张的亲属，冻结了1.6亿港元的物品。11月12日张子强等5名主犯被判刑。在审判张子强集团的日子，在广州中院周围军警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其间，香港特别行政区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表示，内地司法机关对张子强犯罪集团人员的审判，无损香港的司法管辖权，人们不应对香港的司法独立产生疑虑。显示出的独立性在于，在广州，张子强的6.6亿元人民币黑财悉数充公；在香港，11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撤销了律政司对张子强集团成员13名亲属的财产冻结令，认为现阶段证据不足以冻结这1.6亿多港元的财产，这些财产包括物业住宅、珠宝、游艇、古玩、现金和银行存款等。内地传媒对张子强案的报道相当有限，但这个名词将会愈来愈多地挂在人们嘴边。

1998年，张子强的名字无人不知。

张子强另一个出名之处，是香港警方似乎对他无能为力。不是抓不到他，而是抓到他以后，又不得不放他出去，每次他手上都高举着一个“V”字。

这回被内地公安逮着了，并且依照内地的法律审理宣判了刑。

马师曾是做什么的

马师曾

马师曾（1900年4月2日-1964年4月22日），字伯鲁，号景参，祖籍广东顺德。广东顺德县桂洲马地桥人(现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地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

曾拜著名小武靓元亨为师，后一直在香港、澳门、广州、东南亚一带演戏及拍**。1955年底回广州参加广东粤剧团。擅演丑生、小生、小武、花脸、须生等行当，独创的“乞儿喉”，半唱半白，顿挫分明，有时还揉入方言俗语，活泼滑稽，成为脍炙人口的马腔。

他于晚年改唱老生，技艺愈精，演来苍凉刚劲，颇见功力。

中文名：马师曾

外文名：MaSiTsang

国籍：中国

出生地：广东顺德

出生日期：1900年4月2日

逝世日期：1964年4月21日

职业：粤剧艺术大师

代表作品：《苦凤莺怜》、《贼王子》、《佳偶兵戎》、《刁蛮公主戆驸马》

演艺经历

拜师学艺

“书香世家”。自幼家贫，曾跟曾叔祖马贞榆攻读四书五经。十五岁考入“敬业中学”。读书时演过文明戏。中学毕业后在香港当过钢铁店学徒。马师曾天资聪慧，爱好音乐与戏剧。常常偷偷地看戏，对当时的名伶周喻林、靓元亨、新白蔡等的唱功演技都很崇拜。最后不顾父母反对，拜师傅佳为师学粤剧，进戏馆学戏。

南洋献艺

后来为了生活，只身去南洋登台，来到新加坡，在“尧天彩”剧团当第三小生。在南洋的那段期间内，马师曾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由于那时候他的表演艺术较差，而又不懂粤剧的传统演法，在舞台上闹了不少笑话。挫折激励了年轻的马师曾，他决心勤学苦练，反复钻研了传统粤剧《江湖十八本》，对每个剧的情节，人物性格，曲词乐谱，台步等都作细致的琢磨，又经常学习别人的长处来充实自己。因此他的舞台艺术与修为不断提高。

雄霸艺坛

马师曾对丑角的演法特别喜爱，故在丑角的表演艺术上作了特别研究，终于创出有独特风格的“马腔”，俗称“乞儿腔”，一新观众耳目。而他的丑角形象逐渐为人所喜爱，在《苦凤莺怜》中马师曾将剧中的乞儿仔演活了，深受观众赞许，因此为他雄霸粤剧艺坛打下了基础。

后加入长春剧团，改用艺名马师曾。返香港后，参加“人寿年”剧团，和白驹荣、千里驹同台。他以丑角戏见长，不同于薛觉先演的斯文戏，观众表示欢迎。参加“大罗天”剧团后，戏路拓宽，丑、生、旦、净都演过，并领导该团编剧部，所编的戏包含历史题材与当代题材，也有才子佳人戏和改编外国**的，古装、时装、西装兼而有之。1931年到美国三藩市演出，历时两年。后回香港组织太平剧团，在与觉先声剧团争雄时，促进了粤剧艺术的发展。后创办“全球**公司”，所拍影片有《野花香》、《难测妇人心》、《二世祖》等，很受观众欢迎。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时，返回内地，从广州到广西，组成抗战粤剧团。抗战胜利后，与薛觉先在香港合演过名剧《蝴蝶夫人》、《清宫恨史》。1956年从香港回广州，曾担任剧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和广东粤剧院院长。

惨遭禁演

广州是粤剧活动的中心，马师曾在广州工作和演出，应该是很自然而正常的事。其实不然，在他一生40余年的舞台生活中，有20多年是不能在广州舞台演出的。粤剧大师竟然不能在粤剧的活动中心演出，在那个年月里，就是有这种咄咄怪事。

1929年，马师曾已是鼎鼎大名的粤剧“红伶”，年薪为全行之冠。是年秋，在夜戏散场后，他走出海珠戏院门前，被歹徒扔炸弹炸伤右脚。广州警察局反而借故勒令他主持的“国风剧团”停演6个月、这无异是迫令剧团解散。马师曾举家仓皇迁往香港，另组剧团演出于香港、澳门、东南亚和美洲，有时也到珠江三角洲的中小城镇演出。广州市则是他的“禁区”。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逃出虎口进入广西重组剧团，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马师曾以为经过抗战的洗礼，广州的官场状况会好一些，带领他经过多年颠沛流离，边逃难边演戏谋生，戏箱损失大半的“胜利剧团”，满怀喜悦地回到广州。不想只过了几个月，又发生《野花香》被禁演的事。

《野花香》写一大学教授姚其琛，满口礼义廉耻，以维护社会风化为己任。得知儿子迷恋某交际花，不胜震怒。谁料他见到这个交际花时，正人君子的外衣一层层被剥下，露出假道学、伪君子的真面目，终至出妻弃子，身败名裂。这原是30年代马师曾在香港编演的一出“时装戏”，抗日战争时期仍常有演出，为什么这个时候被禁演呢？据说：当时广东有一位高官是姓姚的，也曾当过教授，马师曾此剧是“有意影射、诋毁长官”。一个10多年前在香港编演的戏，竟会影射、诋毁10多年后广州的高官，这禁演的理由不是令人啼笑皆非吗？然而那个年月又哪有说理的地方？马师曾又一次黯然告别广州，把剧团带到香港。

l949年10月广州解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的飞机不能再到广州轰炸、骚扰，各大戏院演出恢复正常。是年下半年马师曾和红线女就带领“红星剧团”回广州演出。这一次演出时间将近半年，除演“马派”剧目外，还在华南文联的帮助下，编演了表现抗日战争胜利后，珠江三角洲农民反抗官僚、恶霸压迫剥削，反对国民党抓壮丁打内战的现代剧《珠江泪》。1951年1月5、6日，马师曾和红线女还参加了“抗美援朝粤剧大集会义演”，演出批判崇美思想的短剧《牛仔裤》。

这次演出，马师曾是带着对解放后的广州美好的印象离开的。不想回到香港却受到一股股恶浪的袭击。先是当时在香港的粤剧同业组织“八和会馆”的负责人，召开一个有在港许多粤剧同行参加的大会，申斥马、红在广州“赤化”，警告他们倘再有“赤化”行为就要将他们“出会”（开除会籍）。会上还有一些人起哄，叫嚷要在“华光大帝”（粤剧戏神）像前“斩鸡头、烧黄纸”发誓不得“赤化”。接着是港英政府政治部对马、红进行“传讯”，追查他们在广州的活动。马师曾接连受到沉重的打击，剧团又一次解散。加之年过半百，在那个社会就意味着“票房贬值”，搭班演出也只能受到“照顾照顾前辈”那样的收容，那几年的处境十分困难。

回归祖国

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主义祖国向这位艺术大师伸出热情的手：1955年邀请他和红线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周年的日子里，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马师曾在观礼台看到天安门城楼以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看到长安街游行队伍的雄伟场面。威武庄严的解放军，精神抖擞的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都显示了新中国意气昂扬、奋发向上的面貌。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观礼代表，和马师曾亲切交谈，邀请他到全国各地看看。马师曾在观礼活动中会见了茅盾、夏衍、梅兰芳、程砚秋、田汉、欧阳予倩、曹禺等著名文学家、戏剧家，他们都热情而诚恳地希望马师曾能回到新中国工作。在北京和广州，他看了很多戏曲演出，了解国内戏曲剧团，特别是广东粤剧团的组织、演出情况。最后在广东陶铸接见时，马师曾表示了要回来工作的决心。经过1个多月的时间，他料理停当在香港的一切事宜，就回到广州来了。

1955年12月19日，广东省、广州市文化艺术界150多人集会，欢迎马师曾和红线女从香港回到广州参加广东粤剧团。这位粤剧大师终于回到粤剧活动的中心，并工作到终其一生。

马师曾回到新中国后，先后任广东粤剧团团长、广东粤剧院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广东分会副主席，还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他的艺术创作也获得极大的丰收。

少年时期

祖父马肇梅于广州经营茶庄，马师曾幼年与父亲马公权、母亲王文煜一同在广州居住。1907年家庭经商失败，他随祖父、父母亲举家前往武昌，投靠任两湖书院经学馆馆长的曾叔祖马贞榆，因而有机会攻读四书五经及习练书法，由此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

1911年武汉爆发辛亥革命，他随家人逃离武汉辗转回到广州，马师曾就读小学和中学期间，对戏剧开始发生兴趣，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文明戏”的演出活动，有时还偷偷跑去观看著名演员新华、朱次伯等人演出的粤剧。中学未毕业奉父母之命到香港一间铜铁店当学徒，因不堪忍受店东和其他伙计的欺凌，跑回广州进入陈圹南的太平春教戏馆学戏，与老艺人师傅佳建立师徒关系，自起艺名关始昌，从此开始了粤剧学徒的生活。

青年时期

1917年马师曾在广州太平春教戏馆学戏，不久便受聘于新加坡庆维新粤剧团，后转投普长春粤剧团，并拜著名小武靓元亨为师，期间在南洋一带学艺和演出，其间，他不满班主失信，不让他当丑生而当马旦，愤而离班。后转投当地尧天彩戏班任第三小生，改艺名为风华子，演戏期间巧遇机缘得与著名演员新华同台演出《苏武牧羊》，其表现甚为新华赞赏。不久又到庆难新戏班演出《杜十娘怒沈百宝箱》等剧目，终因当地艺人排挤而失业，流浪戏班之间及卖膏药、做矿工、当掌柜谋生。

1919年马师曾被平天彩班聘为第三小生，发奋勤学苦练，又得男花旦小湘凤（靓少凤）的支持帮助，小湘凤邀他合演自己编写的时装新戏《癫、嘲、废、戆》，演出引起轰动，马师曾崭露头角，被擢升为第二小生。后来小湘凤与他另组新班，他在演出《白蛇传》时扮许仙，唱做功夫别致，大受欢迎，戏班中人都说：“风华子第二小生一炮便打响了！”恰在此时，他遇见从国内前去演出的著名演员靓元亨，两人同台演出《海盗名流》等剧，马拜靓元亨为师，随靓元亨参加普长春剧团演出，自此开始起用本名马师曾。其问虽然出现编排新剧和表演传统的一些挫折，马师曾却能从中吸取教训，更加虚心和勤奋钻研粤剧的编剧和表演艺术。

1923年马师曾回港发展，于人寿年班任正印丑生，代替刚离开该班的正印丑生薛觉先，在千里驹、白驹荣等前辈的扶掖下，发挥其演戏诙谐、机变、通俗的特长，以及从师傅靓元亨处学到的小武行当演唱艺术，成功演出《玉楼春怨》、《一个女学生》以及他在南洋编演的几个新戏，无论、日场都大受观众欢迎。马师曾反覆钻研了传统粤剧《江湖十八本》，并在丑角上多番研究，于《苦凤莺怜》中演风尘侠丐“余侠魂”，创出有独特风格的“马腔”（俗称“乞儿腔”），大受欢迎，在广州西关、南关四间戏剧轮流公演，历时接近半年，创下当时的卖座纪录。

1925年夏，他离开人寿年班与陈非侬等人另组大罗天剧团，在剧团特设编剧部，聘请陈天纵、冯显洲、黄金台、麦啸霞等人为专业编剧，他自己也亲自撰写剧本或与人合作编剧。大罗天剧团编演了一批古今中外题材的新剧，如《佳偶兵戎》、《贼王子》、《呆佬拜寿》、《红玫瑰》等，在剧本内容和表演艺术两方面都大胆革新创造。剧团的演员阵容强大，马师曾分别以生、丑、旦、净的行当扮演这些新剧中的人物角色，因而剧团演出非常旺台，在粤剧舞台可与人寿班并驾齐驱，马师曾的声名也日益显赫。

中年时期

1931年春，马师曾的艺术生涯出现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便是应聘到美国旧金山演出一年（因戏院院主欺诈被迫逗留两年）。行前他精心编印了《千里壮游集》带往美国，向美国观众宣扬优美的粤剧艺术，书中也透露了他逐步形成的“新剧”观。他一方面强调戏剧艺术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认为“人亦孰不爱国，凡爱国者必思自葆其国有之道德文化”，因而提出借戏剧“以宣传我国特有之道德文化”；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戏剧应该跟随时代发展而变革创新，认为“近年以来，中外的交通，多么利便，生活的变迁，多么剧烈，我们的伶人，依然守著什么场口步武的成法，什么靶子演唱的老例，纯粹用图案做脊椎，决不能站起来自称艺术，在此**戏和舞台戏竞争激烈当中，哪有不一败涂地的道理呢！”因此他提出要变革粤剧，“一方固须效他方之长，一方仍须保存粤剧之精华，从而发扬之，斯始有效也。”

1933年马师曾从美国回到香港与女伶谭兰卿组成第一个男女合班的粤剧团“太平歌剧社”（后改名“太平剧团”），当时报纸标榜马师曾是“新派粤剧泰斗导演兼主演艺术巨子”，顾名思义可知他是要大展拳脚对粤剧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时粤剧极盛，他与当时由薛觉先领导的觉先声剧团在艺术表演上分庭抗礼，形成“薛马争雄”的时期，好戏连场，各有戏迷。

1944年马师曾与红线女结婚。

晚年时期

1955年12月14日，马师曾、红线女回到广州定居并参加广东的粤剧工作，受到党政部门、粤剧同行和热爱他们的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马师曾被任命为广东粤剧团团长，与红线女合演回广州后的第一个新编剧目《昭君出塞》，不久两人又合演根据同名琼剧传统戏改编的《搜书院》，并到北京汇报演出，常委会委员长、总理先后同首都观众一起观看了演出。

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于1956年5月17日召开的昆曲《十五贯》座谈会上，总理在讲话中表扬马师曾对粤剧工作的贡献说：“现在，行家马师曾回来了，气象就更不同了，更提高了。”并且给予粤剧“南国红豆”的美称。这一年，马师曾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政协委员会常委、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联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剧协广州分会副主席，还光荣当选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

1958年11月广东粤剧院成立，马师曾被任命为院长，演出根据田汉同名话剧改编的粤剧《关汉卿》，于年底到武汉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作专场演出。

1959年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邀请，以马师曾为团长的中国粤剧团带了《关汉卿》等戏赴朝访问演出。同年10月，马师曾率领剧团参加首都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献礼剧目的演出活动，演出了《关汉卿》和《搜书院》。

1960年上半年，马师曾赴京担任由梅兰芳当主任的中国戏曲艺术研究班教师，教学期间与红线女等在北京中山公园演出了《关汉卿》。

1961年，以马师曾、红线女担任艺术总指导的中国粤剧团，赴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演出了《关汉卿》、《刘胡兰》等剧。

1962年夏，他为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演出《屈原》一剧的“天问”一场，这是他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1963年马师曾被确诊罹患气管癌，入中山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

1964年转往北京同仁医院治疗，4月21日终因不治逝世。

人物经历

抗日战争时期马师曾在湛江的演出岁月

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掀起全民抗战热潮。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当时省港的粤剧界“广府班”艺人，不愿留在沦陷区，为日寇粉饰太平登台演出，纷纷逃离香港、广州沦陷区，南下湛江（前身广州湾）1899年，湛江市区被法国“租借”，当时名字叫“广州湾”，对外贸易曾繁盛一时。1943年，广州湾为日军占领。1945年抗战胜利，广州湾回归，从此定名为“湛江”。驻足。他们有的原班人马齐来，有的结伴而来组班，有的单身前来搭台。

当中著名的艺人有：薛觉先、马师曾、梁醒波、谭兰卿、郎筠玉、红线女等。他们演出栖身维持生计外，不少艺人还组织抗日剧团，编演抗战节目，进行救国宣传。众多的粤剧大老倌和红伶到湛，使边远的湛江地区粤剧一度兴盛。1942年3月艺术大师、粤剧泰斗马师曾从香港逃亡到湛，在湛江演出近二个月，为粤西的粤剧的演出历史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马师曾到湛时，时年42岁，在粤剧界早已久负盛名，红遍省港东南亚。此前，他领导的太平剧团，编演了《卫国弃家仇》、《秦桧游地狱》、《洪承畴》、《救国怜香两情深》等宣传抗日救国、痛斥汉奸无耻嘴脸为内容的剧目，广受观众欢迎。日寇迫近香港时，曾派特务汉奸，多次迫令马师曾组团慰劳日军，马师曾称病而拒绝。

在香港沦陷的第三天早上，他冒险带领全家大小十一人逃出香港，潜入澳门再转辗到湛江。到湛后，马师曾即与欧阳俭、罗丽娟、红线女、梁冠南、马师球、甘燕明等组成抗战剧团，在霞山，赤坎一带演出，霞山东堤一横路的中华戏院、赤坎南方路的中央戏院都有他们演出的足迹。他们全力以赴演绎传统戏剧和抗日内容节目，连续公演近二个月，久演不衰，其中很多是劳军、救济难民、捐款和筹募寒衣等义演，一些老湛江人，至今还记得马师曾当年演出的轰动场面。

马师曾在《刁蛮公主戆驸马》中扮演的戆驸马，《苦凤莺怜》中扮演市井人物余侠魂等角式，炉火纯青，演艺高超，给湛江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湛江是法帝殖民地尚未建市，十分落后，演出条件很差，场地几乎都是竹木搭建，蚊蝇很多，他们不畏恶劣环境，以舞台为家，坚持演出，赢得观众好评。马师曾当年曾赋诗记述此段苦难历程：“银线络流萤，凭栏听雨声。可怜翠袖湿，风舞泪痕轻。”马师曾也是在湛江通过艺人阿莲（何芙莲）结识了红线女，初起用为二旦，后为正旦并缔结姻缘。从此，奠定了红线女的粤剧生涯及为粤剧事业奋斗一生。

日寇闻讯马师曾在湛江，指派日本文化特务禾田久追踪到湛，威迫利诱马师曾返港，马师曾大义凛烈，临危不惧，严辞拒绝日寇要求，决定到内地广西演出。他率领全团六十多人，连同眷属一百多人随即避入寸金桥华界，不顾劳苦，一路步行，从遂溪、廉江石角进入广西玉林。他们沿途演出，继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用义演义唱募捐得来的钱财和衣物，支援前线抗日战士，救助后方苦难同胞，充分表现了马师曾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气节。

马师曾等在湛江演出期间，给粤西观众带来了新颖的唱功、悦耳的音乐、华丽的服饰、奇巧的布景、精湛的演技，对日后粤西粤剧的改革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湛江粤剧界移植搬演省港戏班带来的流行剧目，习唱其通俗的唱腔，采用其新艳的戏服，省港戏班常用的灯光、布景、西洋乐器也逐渐见诸粤西舞台。

英文名

马师曾的英文名是“MaSiTsang”，以粤语（广府话）音译。其妻红线女英文艺名为“HungSin-nui”，按照“名从主人”的原则，社会各界并非不应该随意使用1978年以後才逐步实施的汉语拼音“MaSizeng”作为其英文名。

广州市及广东省广府地区，在中华民国时期地名、路名及人名皆使用粤语音译，与今日港澳的做法相同。目前，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依然允许华裔民众自行选择英文名的粤语或闽南拼法方案。

艺术成就

从1956年至1962年，他演出的剧目除《搜书院》、《关汉卿》外还有《昭君怨》（马师曾编剧并饰汉元帝）；《桂枝写状》（传统剧目，马师曾整理并饰赵宠）；《苦凤莺怜》（马师曾从1925年起一直上演的剧目，经他再作整理并饰义丐余侠魂）；《斗气姑爷》、《刁蛮公主戆附马》（都是马师曾在30年代编写并一直上演的剧目，经他再作整理并在前者饰纨绔子弟萧怀雅，在后者饰驸马孟飞雄）；《屈原》（马师曾据郭沫若同名话剧改编并饰屈原）；《拾玉镯》（据京剧改编，马师曾饰刘大娘，由香港鸿图影业公司拍成**改名《佳偶天成》）；《三娘教子》（传统剧目，马师曾整理并饰老家人薛保，由珠江**制片厂拍成**）；《赵子龙催归》、《凤仪亭》（传统剧目，马师曾整理并在前者饰赵子龙，在后者饰吕布）；《乔老爷上轿》（马师曾据川剧改编并饰乔溪）；《蔡文姬》（据郭沫若同名话剧改编，马师曾饰曹操）。特别值得提及的，在现代剧《刘胡兰》中，本来没有适合他演的重要角色，他为支持现代剧的演出，积极争取演配角，饰演一个还乡团的恶霸地主石庭槐。

在以上剧目中，马师曾饰演的角色，包括了粤剧的男丑、女丑、公脚、未脚、正生、小生、小武等各种行当，戏路宽广，技艺精湛，为后辈做出典范。特别是由他编写或加工，经他多年演出锤炼的戏，都具有生活气息浓郁，人情世态刻画入微，人物性格夸张而又真实，语言奇趣横生的“马派”艺术的鲜明特色，他的表演艺术在国内国外部享有很高的声音。1960年，文化部委托中国戏曲学院举办以梅兰芳为班主任（兼教师）的“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班”，聘请马师曾为教师。任该班教师的还有荀慧生、俞振飞、萧长华、刘成基、徐凌云、徐兰沅，都是中国戏曲界中德高望重，艺术卓有成就的老前辈。

马师曾后期更善于演老生角色，他在《屈原》一剧中演屈原，《搜书院》中扮谢宝，《关汉卿》里饰关汉卿，对每个角色演出非常传神，十分成功地创造了各个不同个性的人物性格。

1964年4月21日在北京病逝。

代表作品

马师曾一生参加演出的剧目为《关汉卿》、《屈原》等共计429个，其本人编剧及参与撰写的剧本共97个，曾参与拍摄的**有58部。

马师曾1922年返广州，被省港大班“人寿年”聘为正印丑生，因出色地饰演了《苦凤莺怜》中的余侠魂一角而名声大振，其具有独特风格的“马腔”（俗称“乞儿喉”）亦从此家喻户晓，广为传唱。

三十年代，他在香港领衔太平剧团同薛觉先领衔的觉先声剧团艺术竞争达十年之久，人皆以“薛、马”并称，并逐步开拓了中外驰名的马派表演艺术流派，成为戏曲通俗化的大师，革新粤剧的前驱。上演名剧有《佳偶兵戎》、《贼王子》、《斗气姑爷》、《刁蛮公主戆驸马》、《二世祖》等几十出。所演过的剧目共有数百个。

1941年，马先生组织“抗战粤剧团”（后易名为“胜利粤剧团”），和红线女在广东、广西各地演出，长期为抗战宣传。

在抗美援朝期间，特意从香港返回广州参加义演。1955年冬，他从香港回广州定居，参加广东粤剧团，曾出任广东粤剧团团长、广东粤剧院第一任院长，并曾先后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剧协常务理事、剧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56年曾被评为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

他积极参加戏曲改革工作，和红线女主演的《搜书院》、《关汉卿》，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名剧。马先生饰演的谢宝、关汉卿两个老生角色，形象鲜明，性格突出。他戏路宽广，除工丑生外，还擅演小生、小武、花脸、须生等。晚年改演老生，马腔从自由活泼转为苍凉刚劲，表演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人物评价

马师曾在广州，香港以及马来西亚、越南、美国等演出，以扮演粤剧特有的角色行当丑生为主，也演小生，须生、花脸。善于吸收文明新剧与**的表演艺术，对粤剧敢于作改革的尝试。他苦心独创了粤剧的新声“乞儿喉”，并在演《苦凤驾怜》一剧中的义丐余侠魂而一鸣惊人，逐渐成为近代粤剧艺坛上最有声望的演员之一。在国内粤语地区、港、澳、东南亚和美洲的华侨中，均享有很高的声誉。

马师曾青年时演小生、小武，中年则以丑脚享负盛名。他根据自己洪亮而欠圆润的嗓音特点而扬长避短，形成一种旋律跳跃，顿挫分明，吐字短促有力，行腔活泼滑稽的唱腔，人称“马腔”，他的成名经历详见“戏行史话”。马师曾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既继承传统，又敢于变化程式为已所用。最突出的是在演唱时，常常巧妙地使用广州方言俚语作唱词。他是开创粤剧通俗化的巨匠。他的唱腔尤其是唱“中板”，自然活泼、滑稽突兀；他独创的“乞儿喉”半唱半白，新颖奇特，顿挫分明，送音悠远，成为深受观众欢迎的“马喉”。三十年代他引进了一些西洋乐器，丰富了粤剧伴奏音乐。他还吸收了**、话剧某些表演手法，融化于粤剧的表演之中。其表演，台风豪放，动作鲜明准确，出奇制胜，塑造人物逼真生动，抗日战争期间，香港沦陷、他敢于拒绝敌人的威肋利诱，毅然返回内地，在粤西和桂林，柳州一带演出。

马师曾最擅长演丑生戏，后期则多演老生、须生戏。他在《关汉卿》和《搜书院》中成功地塑造了关汉卿的生动形象，和搜书院掌教谢宝的生动形象，均已拍成**。

找一部**,是由任达华,方中信,郑则仕主演!

濠江风云

开放分类： **

濠江风云 Ho kong fung wan (1998)

导演：邓衍成 Billy Tang

主要演员： 任达华 郭可盈 方中信 郑则士 蔡少芬

国家/地区： 香港

对白语言：粤语

上映日期： 1998年5月6日 香港

更多外文片名：Casino.....(Hong Kong: English title)

Hao jiang feng yun.....(Hong Kong: Mandarin title)

类型：犯罪

影片简介：

1991年记者方颖宁（郭可盈饰）赴澳门访问黑帮首脑尹志巨（任达华饰），听他道出往事。原来巨自幼便加入，很快成为小头目。香港捞家渔栏灿利用巨与另一势力炳哥相斗，巨与炳的嫌隙也由此开始。连场恶斗后，巨势力渐硬，将炳赶出了澳门，但巨之妻子为了追求宁静生活而离开，与巨一同打天下的好兄弟阿廖（方中信饰）又患上了绝症。已是黑道巨头的巨才发现自己失去的远远比得到的多……

《濠江风云》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驹哥传》，描写的正是在澳门只手遮天的黑帮老大。据说这部**的投资者竟然崩牙驹，而影片中任达华饰演的角色就是崩牙驹本人。后来驹哥进了监狱，报章上说的很厉害。澳门黑帮和香港黑帮的联系也算很紧的，当初的香港警察驱逐黑帮分子出境通常都是台湾澳门，所以在很多香港黑帮**中都能看到有关这两个地方的黑帮事迹。王晶导演的《新哥传奇》，或者游达志导演的《暗花》都是澳门的江湖事，而《一个字头的诞生》的刘青云则入主台湾黑帮。相比起来，《新哥传奇》太多王晶的势利，《暗花》则更象是个传说，《濠江风云》的格调是深沉的，残烈的，也是真实的。特别是后半部，你能看得到它与别的江湖片的不同，，也许只有在《黑金》中，你才能有所察觉，当然，他和黑金也不同，但都属于传统黑帮片之外的，传统的黑帮片都象是成人童话，比如《湾仔之虎》，同样是真实的人物，却是支离破碎的血腥和爱情。

**《濠江风云》暴露其经历

1998年，他投资1400万港元拍摄了一部为他个人树碑立传的**《濠江风云》，影片通过一个女记者的见闻，讲述了尹本人如何从一个“14K”党羽成为老大的经历，情节充满暴力。1998年5月，即尹国驹被澳门警方拘捕5天之后，该片在香

港首映，但终被香港和澳门当局禁映，香港无线电视台《城市追击》节目因为做了尹国驹的专访节目，也被港府有关部门以对尹国驹的方法致富手段予以美化，对观众构成不良影响为由罚款10万港元，香港无线电视台不得不发表声明向观众道歉。

背景：

澳门黑枭「崩牙驹」落网记

1998年5月11日，白德安（右）拘捕尹国驹46岁的尹国驹绰号「崩牙驹」，盛传为澳门最大的组织「14K」头目，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声名显赫、横行无阻，被喻为权力大过当年的澳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位把澳门弄得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

江湖人物最终难逃法网，将在狱中度过10年残生。3月16日，澳门头目尹国驹案在澳门终审，尹国驹被判监禁13年10个月，其弟尹国雄监禁5年6个月。自1998年5月1日被捕入狱的尹国驹一直为自己减刑作努力，当他在澳门路环监狱通过收音机知道结果时，冷冷地说：「早知道啦，官字两个口，大石压蟹！」

◇一代枭雄变作笼中虎

1998年5月1日早上，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的汽车在松山遭人放置炸毁，白德安因为晨运跑步尚未返回车上幸免一劫。当晚，白德安亲自带队在酒店拘捕尹国驹等人。警方在搜查尹国驹住宅时，搜出一张由柬埔寨传送的传真，传真列明了大批武器的售价，包括火箭炮、装甲车、轻机枪、手榴弹、、子弹等。警方并搜出一个无线电收听器，收听器藏有警方使用的频道，而尹国驹被捕时身上有一张内地身份证，经检验证实为伪证。

崩牙驹始终坚持此案并非他所为，是遭人陷害，故他被带出时，向白德安怒目而视，该照片翌日就刊登于港、澳报章的头版位置。在被扣留两日后，澳门检察院以表面证据成立，以意图谋杀等罪名，正式将崩牙驹收监。

1999年11月23日，澳门法院开审尹国驹案。警方在开庭前进行了严密的筹划：11月7日零时，白德安亲率100多名法官、警察和「飞虎队员」手持轻机枪，突击搜查关押着尹国驹的「路环监狱」，竟然搜出十多把锋利的开山刀、大麻、白粉和，以及多部手机、电视机、音响、除湿机、电风扇、电炉、影碟机、电子游戏机等电器。

下午3时，澳门普通管辖法院法庭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特警和退役的特种部队的军人。尹国驹一身白色直条西装，系着领带，穿着锃亮的皮鞋，进入法院后先是与母亲微笑，坐在栏后还不时地回头与旁听席上的女儿点头。听到法官宣判结果后，尹国驹脸上的微笑先是僵住了，继而大为恼怒，一下子跳上座椅，破口大嚷道：「这是世纪大冤案！我要上诉，这是全世界都少见的冤案！你们是破不了案才拿我当替罪羊！」他又转身向法庭警察挑□，用手指着自己的心口和脑门说：「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有没有收过我的钱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久经审判场面的法庭警察都感到吃惊，好几分钟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尹国驹可能连自己也觉得滑稽，赶紧又跳回地下。不过，尹国驹好像怒气未消，接着又用广东话和葡萄牙语满口粗话，尹国驹的弟弟也在一旁粗话乱飞，尹国驹的母亲当庭嚎陶大哭。去年7月28日，澳门中级法院再次审理此案，尹国驹获减刑为13年零10个月。但尹国驹仍不服判决，上诉到终审法院。今年3月16日，澳门终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被告须缴付上诉费和司法税，其中尹国驹需要支付的司法税最高。这样，尹国驹仍要10年，可能从此断绝江湖路。

◇家道贫寒最终横行濠江

-----尹国驹（右）及其弟尹国雄（左）在狱中

尹国驹1955年生于澳门青州贫民区，父亲是澳门自来水厂工人。父亲为他取名为国驹，寄以厚望，岂料长大后，竟然成为了澳门黑道史上叱吒风云的人物。

据尹国驹回忆，他对父亲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十多岁首次与女友约会，父亲非常紧张，给了他一点钱去拍拖，可惜这段情未能开花结。

据尹国驹自称，他老家在海陆丰，而且并非姓尹，而是姓谭。尹国驹透露：「我阿爷姓谭，是海陆丰人，我老爸出世后，由于家里很穷，阿爷就将老爸送给顺德一户姓尹人家抚养，改姓尹。我在澳门出世所以跟着姓尹。我的身世是老爸去世前两年告诉我的，连我妈都不知道。」

随着弟妹的出世，才10岁的尹国驹已开始感到生活上的压力，他在劳工子弟学校读到小二后终于辍学。开始在酒楼当点心学徒及在制衣厂剪线头，帮补家计，工作之余亦与附近街童斯混。到了16岁，他终于捱不住酒楼工的辛苦，开始联群结党干起炒卖黄牛戏票。

当时黄牛党是偏门生意，尹国驹一班童党就因为争地盘与其它小帮会发生过不少冲突。他由于体格结实，成为党内的小大哥，从此踏入，赚来的钱亦令家中环境改善了，16岁，他买了一部小车。四出练车，由于为人好胜，一次失事，一只门牙就此报销，被同伴谑称为崩牙仔。想不到这个花名，却在90年代的澳门，叫人闻名丧胆。

崩牙驹涉足江湖，结识的同道朋友愈来愈多，很快在澳门黑帮经常出没的地方三巴仔结识了14K的小头目黑仔华。

有了帮会撑腰，崩牙驹亦开始蜕变，真真正正地踏入黑道，他除了炒黄牛，大部分时间收赃、爆窃，并且打出了名堂。不久，崩牙驹与其它帮会少年水房赖、张氏三兄弟、耀仔（后来成为水房赖的姊夫）、白板仔共组「七小福党」、后来加入的人亦愈来愈多。

黑仔华80年代初期开始向的纠察高层靠拢，凭关系，崩牙驹亦踏入，但只是当一些小闲角，向的赌客索取打赏。还有另一盘生意放数，初露头角的崩牙驹对此亦垂涎欲滴，但却遇到了厉害的对手，这个人便是水房帮的大哥肥仔坤。

碍于黑仔华的情面，肥仔坤明招不出，背后却串通一名，冤枉崩牙驹逼良为娼，使他被判入狱半年。1996年初，崩牙驹在放数，已是帮中的小头目，亦同时招收了一批好勇斗狠的手下，树立的敌人亦愈来愈多，其中最大的劲敌是香港黑帮头目摩顶平。

两年后，肥仔坤再出阴招，借澳门七彩饭店老板被斩血案，暗中叫人顶证崩牙驹亲自带队斩人，结果他被押入市牢半年后才无罪获释。

但这次牢狱之灾，却令他认识了两个人，一个就是当日将他拘捕的司警石歧嘟，此人后来成为他的乾爷，另一个是澳门一黑帮头目街市伟，成为他多年合作的幕后老板。在石歧嘟的帮助下，崩牙驹以知情者身份出庭，绘形绘声地力指摩顶平就是凶案的幕后黑手，摩顶平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不敢踏足澳门。而当年与崩牙驹打□天下的「七小福」此时开始全面分裂。

「七小福」的耀仔因病去世，临终时嘱咐水房赖及崩牙驹日后要携手合作。因当年耀仔曾为他顶过罪入过狱，恩人的遗言，阿驹一口答应。已是水房小头目的阿赖，获崩牙驹引荐进入迭码。

尹国驹趁1990、1991年澳门的地产潮兴起，赚了一大笔，却因此与大佬黑仔华翻了脸。两人因为同争一个地盘，崩牙驹被命令让路，他一怒之下从此就各走各路。

1995年期间，崩牙驹与水房赖两位难兄难弟开始想垄断迭码的庞大利益，但遇到了香港黑帮的顽抗。触发两地黑帮对抗的是位于凼仔君怡酒店的之争，尹国驹与澳门的四大帮会合组四联公司，公然与香港帮会对抗。在赌王何鸿□调停下，最后开不成，冲突才告一段落。而与香港黑帮的第二次冲突中，尹国驹急攻猛打，伤了对方十多人，迫使对方终于扯白旗全面撤回香港。

经此两役，崩牙驹处心积虑要建立一个属于澳门人的地下世界，连他的慕后老板街市伟亦感到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表面上，两人亦没有正面冲突，但其实已暗中作出部署。水房赖与崩牙驹多年来均为街市伟当前锋，街市伟就暗中对他们进行分化，终于促成双方反目，争斗不断。

◇30年风雨江湖难逃厄运

叶成坚承诺帮尹出狱，可惜因他案被。

尹国驹的「14K」与「水房」正式反目，缘于1997年尹国驹的军师石永祥与其两名手下在市中心被「水房」杀手连开十枪击毙。

当时石永祥驾车驶向方向，在市中心一个交通灯位停下，突然有三辆电单车由后面驶至，车上三个枪手拔出手枪，从左右两方向私家车内三人射击。杀手行事冷静而乾脆利落，枪枪击中要害，三人来不及反应已倒在车里。杀手靠近车旁视察，确定任务完成后，等绿灯亮起，高速逃去。

「14K」疯狂反扑，石永祥被杀后当晚10时许，「水房」一马仔被人持刀追斩，被斩马仔反抗并穷追刀客，至一停车场时，遭开枪轰射。「水房」在一次行动会议中提出把崩牙驹干掉，但会议内情却被「14K」卧底知悉，崩牙驹大怒，但亦迅速离澳，避开杀身之祸。

崩牙驹逃亡欧洲，1997年的6月，离香港回归只一个月，澳门司警发出通缉令，透过国际刑警全球通缉崩牙驹及14K的高层人员。

在欧洲匿藏的崩牙驹继续指挥手下与水房赖及街市伟开战，水房赖见势头不对，亦离澳暂避，只余下街市伟守在凼仔的新世纪酒店，因为酒店内的新即将开幕。他加强了随身保镖，不少蓄平头装的黑衣大汉都贴身守护在身旁，酒店内外亦五步一站，十步一岗，还出动受过训的犬只巡逻，气氛凝重。

14K人马自崩牙驹在海外遥控后，亦开始了游击战略，将「水房」杀得措手不及。1997年7月29日凌晨三时，离新世纪开幕前三日，两辆载枪手的汽车慢慢地驶到酒店门前，在车头位置的枪手，将AK47的枪管伸出车窗，朝大门一排又一排的子弹乱扫。流弹打伤了一名保安及两名外籍游客。这次机枪扫酒店，令澳门名噪一时，不少国家都将澳门列为高危地区，劝谕本国游客，非不得已，不要踏足这个东方蒙地卡罗。

除了真枪实弹示威，崩牙驹亦使出了另一杀手锏，派出手下到街市伟名下的钻石厅当「门神」，大凡进出的赌客均被恐吓，要他们往别的去，否则手下无情。

如此一来，街市伟的生意大幅滑落，加上经济不景，澳门又成了恐怖战场，赌业更加雪上加霜。街市伟见自己处于被动，于是向香港的帮会搬兵支持。但14K再未有动作，三百多名外援兵团最后被迫撤退。

崩牙驹知道战略成功，而在离澳期间，手下曾发生内讧，亦急于返澳整顿。澳门的通缉令在10月底撤销后，1997年11月中，崩牙驹不声不响地回到了澳门。

崩牙驹回到濠江，丝毫没有收敛，不少市民见他独自驾总统型号的豪华房车，挟震耳欲聋的汽车音响，在澳门的大街小巷中穿来插去。一向趾高气扬的崩牙驹，不单打了胜仗，还获得万豪、凯悦酒店及回力一个的经营权，连街市伟在假日酒店的钻石厅亦要转手到他的名下，可说是全面胜利。 1998年，得意忘形的尹国驹出资拍自传**《濠江风云》，这部**以后也成为他黑帮生涯的罪证之一。在澳门拍摄期间数百马仔出动充当临时演员，甚至在凼仔大桥逆线行车，令人感觉到在澳门，他才是真正主人。

投资1400万港元的《濠江风云》，场面浩大，邀请香港影星任达华做主角。影片通过一个女记者的所见所闻，讲述了尹国驹如何从一个14K党羽成为黑道老大的经历，故事充满暴力内容。1998年5月6日，该部影片在香港首映。不久被香港和澳门当局禁映。

1998年3月底，一向不接受传媒专访的崩牙驹，罕有地接受了国际性杂志《时代》及《新闻周刊》的访问。「Brokentooth」的名字在国外打响。当时的街市伟，每日只能躲在新世纪酒店内不见天日。

尹国驹的嚣张气焰令澳门司法警察司司长白德安看不过眼，着人将访问稿译成葡文，亲自跑到澳督府参他一本，之后司警方面亦秘密部署，准备一举剿灭崩牙驹。但崩牙驹依然故我，不停地接受访问，连远在英国的传媒，也搭路赴澳门找他。

1998年5月1日发生白德安坐驾爆炸案，虽然不能确定系尹国驹所为，但尹国驹当晚被拘，从此身陷牢狱至今。困兽犹斗未能起回生

尹国驹被拘后，出于他意料，警司白德安竟然进入监狱对他作出保证说：「假如可以证明这宗爆炸案与你无关，我会放你走。」为求早日脱身的崩牙驹于是对外悬赏1200万元，缉拿炸车歹徒。

这笔巨额悬红果然奏效，澳门「大圈帮」二号人物绰号「奸人坚」的叶成坚亲到监狱与崩牙驹见面，坦承是炸车案的主谋，并说他曾同另外三个江湖人物在珠海开会，密谋炸白德安座驾，嫁祸于他。奸人坚说：「我将开会和炸车的整个过程都录下来了，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没想到可以帮到你。」奸人坚随即与白德安接触，要求以特赦证人身份，指证同党，司法署接纳所求，奸人坚即往司警总部录取口供，并提供录像带作证物，证明炸车案与崩牙驹无关。崩牙驹事后给了奸人坚 600万元，余款将会在他获释后支付。奸人坚拿了600万却无命享受，翌年，他与一班同党在珠海因、等罪名被捕，在澳门回归前被。

奸人坚自首后，崩牙驹以为恢复自由指日可待，岂料，白德安反而加控他其它更严重罪名。此时，崩牙驹才知道自己脱身不易。

崩牙驹被拘捕后猖狂反扑，从5月8日凌晨1时15分起，澳门先后发生20宗纵火烧车和投掷案，连警察总部、澳督府都被投掷炸弹。一天中共烧毁35辆私家小车和摩托车，澳门所有消防车出动扑救。接下来的三天中，澳门又发生53宗纵火案。

1998年9月，崩牙驹被捕四个月，一个在澳门活跃多年、自称国安局人员的北京男子周奇又为他带来脱身希望。早在90年代初期，周奇便经常来往珠澳两地，并与一班江湖大佬混得滚瓜烂熟，他自称是国安人员，国家派他在澳门活动，以便澳门能顺利回归。当年的崩牙驹，更称周奇为大哥。1995年，周奇与一名珠海的女律师在珠海开了一间名为现代国防科技的公司，并不时向人暗示自己也负责替军方吸纳外国的先进国防科技。

周奇先后四次到狱中与崩牙驹见面，对他说：「澳门就要回归祖国，只要肯听从中央指示，为澳门回归做贡献，让澳门顺利回归，我同中央政府讲，你就没事啦！」喜出望外的崩牙驹以为对方是为公为私帮他，给了周奇50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岂料周奇收款后去如黄鹤。事后，有人向澳门新华社及珠海公安举报，公安迅速将周奇拘捕，控以冒充国家机关人员在境外招摇撞骗罪名，被判监8年。

◇囚禁牢狱始终不肯认罪

崩牙驹被捕入狱后，香港某周刊记者透过特殊渠道与他取得联系，过去两年多，尹国驹亦曾多次主动联络该刊，向记者讲述狱中情况。

崩牙驹对记者说：「我给你透露一些猛料，这次是有人要整我，他贿赂3000万给澳门两个最有势力的葡国高官搞我。他们说我是，澳门这么多，为什么只针对我呀？」问及为何有人要集资3000万对付他时，崩牙驹显得非常激动：「只因为我是一个有道义的江湖人罗！他要我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我坚决不做，他就因此搞我。」记者虽不断追问，崩牙驹始终避而不答不肯做什么事。

提到有关传媒对他的负面报道时，崩牙驹狠狠他说：「总之我给你们传媒害了，以前澳门乱七八糟的事都说跟我有关，崩牙驹三个字，差不多天天见报。我出钱拍《濠江风云》，记者说要访问我，帮我做宣传，怎知等稿子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又说我是黑帮大佬。开审的时候，这篇稿竟然变成指控我是的证据。如果传媒说我是，是不是我就可以即刻去白宫做总统？」尹国驹被捕后，澳门知名律师雷正义一直担任他的辩护律师，得知尹国驹的终审维持原判后，雷正义直指法院是「未审先判」，令他对司法制度绝望，并扬言在九个月内处理完手头上的工作后，便会退出法律界，闭门撰写《崩牙驹传》。

现年48岁的雷正义曾任职检察官、监狱署长，1991年开始在澳门执业大律师。雷正义说：「法律要求一切讲求真凭实据，在澳门崩牙驹无人不识，每个人都对他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种观念对崩牙驹十分不利。如果法庭不以真凭实据指控崩牙驹为黑帮，仅以一般人的观念作裁决，这是一场什么审判？法律的公义何在？」尹国驹的母亲也对两个儿子的入狱一直奔走，大呼冤枉。尹母每次探望儿子，察觉到他们的心态已改变了不少。终审前夕，崩牙驹对她说：「我在监狱这么久什么都看开了，我现在不会再和别人争什么，以前的恩恩怨怨，好似黑板上的字抹掉就算了。只要能够尽快得到自由，安安乐乐生活，已经心满意足。」相比之下，其弟尹国雄的情况则令尹母担心。「他心情好差，成日怨天怨地，说自己是因为姓尹才被拉去坐监。」

---------摘自《凤凰周刊》2001年第16期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 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 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 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 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